福寿万年长
Fu Shou Wan Nian Ch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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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称国尉、都尉。国君的秘书称御史，并有监察之任。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，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。原来，官吏世袭，各有封地。战国中期开始，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，或赏给黄金、钱币。同时形成玺符制度，任免官吏以玺为凭，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。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。县以下，有乡、里、聚的组织。乡有三老、廷掾，里有里正。聚是村落，其下有伍、什的编制，五家为一伍，有伍长，十家为一什，有什长。
官制
中央结构
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，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。
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。相邦是百官之长，治理朝中百事，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。各国都置此官，但名称上略有歧异，有些国家借用太宰、冢宰、令尹之类的旧名。有的国家称为宰相，秦有时不置相邦，而设左、右丞相。
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，有主管民政、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、司马和司空（见三有事），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。还有专管农业、手工业、山林资源的司田、工师、虞师等官。
地方机构
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，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，秦商鞅变法后，全国共设四十一县，《战国策》说魏有百县。县也称都，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。在县以下有乡、里。有的国家在乡、里之间还有州。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、伍，伍是五家，什是十家。县的主管官吏为令，秦或三晋，也称县令为大啬夫。在令之下有丞、尉、御史以及县司空、县司马等官。乡、里设三老、里典、伍长等。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，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、里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。
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，往往设郡以统县。如魏在河西设上郡，秦灭蜀后设蜀郡，赵打败林胡、楼烦后建立云中、雁门等郡。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，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，赵、燕的代、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。郡的主管官吏为守，也有称太守者。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，故郡守除治民外，还掌握兵权，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。
从相邦到地方的守、令，都由国君来任免。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。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。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，当时称为“收玺”或“夺玺”。君主通过所谓的“上计”，考核官吏治绩。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，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。《荀子》说：“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，当则可，不当则废。”相邦为百官之长，如君主对其不满，随时可被免职。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。
任人唯亲
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，官吏主要由公子、公孙担任。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。虽然像齐、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，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，甚至像申不害、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。秦多用外来的客卿，广揽天下的英才。秦能最强于天下，与此不无关系。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。如果推举者徇私，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。如秦国对于“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”。
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。高官可以食禄千钟，甚至到三千钟、万钟。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，依次而下为八百石、七百石、六百石、五百石、四百石、三百石、二百石、一百石、五十石。更低者为斗食。按照秦制，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。官吏有特殊功勋者，国家往往赏赐田地。如《商君书》曾说：“得甲首一，赏爵一级，益田一顷。”
封爵仍有，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。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，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，有封邑或封地，主要食租税，仅有一定的治民权。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，很难长期世袭。稍低者为卿或大夫，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。秦的爵制，级别较多，从侯到大夫、士。其中的低爵，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。
法律
战国初，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。魏国李悝所编《法经》，包括盗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和具法。盗法治偷窃，贼法治杀人。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。杂法是对盗、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。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。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。商鞅变法，设连坐之法，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，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顶、抽肋、镬烹之刑。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。如齐有烹、杀、酝、金刀等刑，楚国有戮、肢解、烹、贯耳、鞭，笞、刖、宫、梏、砾、灭家、夷宗、三族等刑，燕有截、刳腹、系狱、劓等刑。
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。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。魏有李悝的《法经》，最为有名。赵有《国律》，燕有《奉法》。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。秦律是在《法经》的基础上编订而成，也已不复存在。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，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，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。
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，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。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，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。窃贼盗窃所得，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，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。如盗窃别人的桑叶，其价值不到一钱，也要服苦役三十天。
其次，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。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，如有《置吏律》、《效律》、《军爵律》等，还有和生产有关的《田律》、《工律》和《金布律》。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“不胜任”，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“不直”，“不胜任”和“不直”都构成犯罪。“不廉洁”的官吏为“恶吏”，也为法律所不容。
战国时刑罚残酷。刑罚有死刑、肉刑、徒刑等类。肉刑分髡、黥、刖、劓等。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，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，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、隶臣。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，犯人髡发穿赭衣，颈中戴铁钳，脚上戴铁釱。同时还要处以黥、劓等肉刑。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，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。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，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。较轻的刑罚有迁刑、笞刑和罚金、罚徭。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。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，《法经》中的三族刑，即犯人的父、母、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。秦律中所谓的“收”，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。
诸侯
大陆殡葬业发展环境
说到殡葬业的发展，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分管殡葬工作时提到几个“化”，指示了一个方向——殡葬改革法制化，殡葬服务优质化，殡葬管理规范化，殡葬救助制度化，骨灰处理生态化，殡葬习俗文明化，殡葬设施现代化。
就殡葬业发展环境来讲，包括人口环境、资源环境、技术环境、文化环境、政策环境，都会有影响。
首先是人口环境。上世纪50年代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生活安定了，人们开始生孩子，世界各地都是这样，中国也是一样，这就是婴儿潮。婴儿潮造成了人口的迅速膨胀，80年后，就到了一个死亡人口膨胀的时期，也就是2030年至2040年间。应对大规模的死亡人口增加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
第二个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。在城市化进程中，政府对土地的使用非常关注，要集约使用、集中使用，我们要注意到这种城市化的变化给殡葬业带来的影响。城市化的变化还有一个，就是区域人口发生了转移，原来大部分人住在城市的中心，现在很多人到了市乡结合部。这个变化上海龙华殡仪馆、宝兴殡仪馆体会很深，龙华殡仪馆过去一年要做3万具遗体的业务，现在每年只做2万具了。那1万具哪里去了呢？到郊区去了，我们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。还有一个变化是，城市化以后村民越来越少了，办丧事要按照城市人的方法来做。所以，现代殡葬服务的对象会越来越多。
第三个是我们处于智能化时代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还是在传统的模式下经营殡葬，下一步，如果殡葬行业的人想进一步发展的话，千万不要忽视网络。
大陆殡葬业未来走向
第一个走向，即未来殡葬服务市场的架构是公共服务和私人市场的有机结合。我看了一下历史，上海在解放以前有很多殡仪馆，最多的时候有30多家殡仪馆、170多个公墓。世界各地的大城市，东京也好，纽约也好，包括台北，基本上都有几百个机构。所以，私人市场的出现是必定的。就当前来讲，对于公共服务市场，私人企业、社会企业也不是没有机会加入。我们国家有两种允许社会资本进入的公共服务模式，一个叫BOT模式，很多年以前，我们建大桥、建公路等都采用这种模式，就是社会资本来建造、经营，到了一定年限后由政府来收回。还有一种叫PPP模式。
第二个走向，即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必然会带来服务与经营的多元化。中央提出的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各级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。对政府而言，要明白社会各界的需求是什么，以及要满足这些需求，原来的做法要怎么去改变。殡葬行业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，我们不能死抱着说殡葬行业历来是这么做的，所以必须要这样做。这不对，你要看老百姓想叫你怎么做。我们很多供给是老百姓不需要的，所以要改革。
在美国SCI公司的服务网点，火化要1450美元，它的殡仪服务的全国均价是3396美元，比私人公司要贵30%，传统葬礼平均收取6256美元，还不算棺材和墓地，比其他公司要贵42%。按照这样一个数字，大陆的殡葬消费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。它还说明，品牌可以带来价值，因为它是第一大上市公司，它比别人贵30%-40%，人们还能接受。上海福寿园的品牌效益也显现出来了。
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。比如说，大陆去年有两件大事情，一个是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，一个是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。在这种事故中，有逝者缺了头颅，做一个头老是做不像。上海龙华殡仪馆就把3D打印技术引进来了。今年，上海殡葬业还推出了“生命晶石服务”，这不是一个新事物，发达国家很早以前就拿骨灰做钻石。生前契约，对殡葬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人们有规划身后事的需求。生前契约进入台湾时，台湾也是非常谨慎的，台湾殡葬管理条例对它的规范销售、规范管理都做了一些规定。
还有一个走向，就是优质的服务要有优质的人才。我们殡葬业缺少高级人才。很多私人老板买下了一个殡葬服务机构，他希望有一个职业经理人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缺的是老总，缺的是CEO，缺的是各个层面的管理人员。台湾有一个经验非常重要，就是它从政府的层面对台湾殡葬业者的经营资格提出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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